傅国涌，1967年1月生于浙江乐清，现居杭州。毕业于温州教育学院，曾在中学任教。1999年开始写作，以历史随笔为主，在《书屋》《随笔》《读书》等10余家报刊发表100多万字。文章曾多次被转载，并入选《大学人文读本》、《2002中国年度最佳随笔》《2003中国年度最佳随笔》、《2002年中国随笔年选》、《2003年中国随笔年选》、《2002年杂文精选》、《2003年杂文精选》等。著有《金庸传》、《走近叶公超》、《笔底波澜——百年言论史的一种读法》等。

      １９４９年是中国历史发生大转折的一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揭开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新纪元。本书选取当时不同年龄、不同倾向并做出不同选择而各有其重要影响力的１４位著名知识分子，通过他们这一年的日记、书信和回忆等，真实记录了５５年前那个大变动时代的脉搏。
本书选取不同年龄、不同倾向并作出了不同选择而各有其重要影响的十四位著名知识分子，包括学者梁漱溟、胡适、宋云彬、夏承焘、浦江清，金融家陈光甫，科学家竺可桢，作家沈从文、胡风、包天笑，出版家张元济，报人徐铸成和诗人革命家柳亚子，作家兼文化工作领导人夏衍，通过他们在1949年的日记、书信、回忆等最能袒露心迹、折射历史的文字与口头资料，真实地记录了五十五年前那个大变动时代的脉搏，使许多生动的细节、曲折的过程和未曾披露的真相一一呈现在今天读者面前。十四位人物之后还有两篇专文，同样通过私人记录，分别再现了1949年一批知识分子名人应召北上和参加开国大典的情景。
经过作者辛勤搜罗、精心耙梳出来的这些带有非凡生命个体的体温的历史，让我们看到风卷残云的大潮和来之不易的胜利所带来的万千气象与人心所向，看到面临大变革大动荡所引发的欢乐与哀愁、憧憬与彷徨以及艰难的选择与深邃思虑……这是一部可读可信、可圈可点的鲜活之书，也是新世纪学人深入时间隧道，透视历史本来面貌的一次之旅。

前言
张元济：“及身己见太平来”
“当前困难正多，此时且慢庆祝”
“难于应召”的理由有五条之多
陈云登门造访才定计应召
老“商务”遇到新问题
昔日同人，今朝显要
为学者傅湘困境陈情
向毛泽东当面进言，应令下情上达
“我国幸有统一之文字，万万不宜自毁”
“香港正在肘腋，正宜善为利用”
为私事耗用公款，“断不能从命”
包天笑：“我不煮豆总思家”
相思如炽炭，寸寸尽成灰
翻天覆地，风雨飘摇
巨变之际民生维艰
动荡中不忘读书
“中国人正天天过愚人节”
陈光甫的彷徨
金融巨子、社会闻人——两不宫争夺的对象
策划进退、煞费苦心
对共产党心存疑虑，但相信“当非轻狂之徒”
对曾经支持过的国民党政府深深失望
不当李宗仁首选的和谈代表
主要出于个人考虑，但也受到朋友圈的影响
在香港默默注视着大陆局势的变化
“以所能换所需方可存在”
为什么滞留香港，不愿北上？
一桩银行业务惊动几位重要人物
柳亚子的“牢骚”
一个令人费解的谜
孙有光的破解还有疑问和漏洞
认为自己在民革中受排挤而产生不满
“看见不顺眼的事情太多”
是诗人，不是政治家
宋去彬好言相劝
“无事忙”贾宝玉
政协会议期间还向夏衍抱怨
竺可桢的选择
“根株浮沧海”：胡适的哀伤
梁漱溟在动静之间
宋云彬不失书生本色
夏承焘：“花事今年看斩新”
夏衍：从“不习惯”到“习惯 ”
胡风：“时间开始了”
沈从文的“疯”
浦江清：“西山爽气朝来异”
徐铸成：“祖国的变化真大”
知北游
日记中的开国盛典

      张元济（1867—1959），号菊生，浙江海盐人，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出版家。1892年中进士，先后为翰林院庶吉士、刑部主事、总理事务衙门任章京，因参与戊戌变法，被“革职永不叙用”。1898年底，举家南下上海，任南洋公学译书院主事。1902年，应夏瑞芳邀请，抱着“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宗旨，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总经理、监理、董事、董事长等职。正是在他手里商务成了中国近代最大的出版机构。他组织编写的新式教科书风行全国，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推出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林纾翻译的《茶花女》等大批外国学术、文学名著，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他主持影印《四部丛刊》、校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以及创建东方图书馆，对保存民族文化都有很大的贡献。著有《校史随笔》、《中华民族的人格》等。为出席1949年新政协的四代人当中唯一一个见过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等“中国五位第一号人物”的人。

对83岁的张元济来说，1949年又到了一次兴亡易代之际，他在上海见证了这一幕。5月26日，他写信给张国淦：“别仅三日，时局骤变。”（后来9月6日，他给张国淦的信中也有“时局万变，心绪靡宁，久未走谒，弥殷想念”的话。）

其心情并不是单纯的青年人那样简单地欢欣鼓舞，而是有着复杂的历史感，浮动在他眼前的是近百年的风雨沧桑。6月17日，他在写给故交黄访的信中只是淡淡地说：“沪上新旧易帜，尚称安定。”

5月25日，上海解放前夕，中共中央就致电陈毅，聘包括张元济在内的14人为上海市政府顾问。6月初，陈毅曾登门拜访张元济。6月9日，中央研究院举行21周年成立纪念大会，最后83岁的老院士张元济讲：“谓解放军占必胜、攻必克，统一中国虽无问题，但当前患难正多，六百万兵士如何处置？此时且慢庆祝云云。”

作为戊戌变法的亲历者，他几乎目睹了晚清以来所有的改革与失败、革命与反动、铁与火、热血与阴谋、屈辱与光荣、欢欣与痛苦。19世纪末叶以来乱世中国的动荡起伏、知识分子的荣辱浮沉，可以说都曾在他的眼底“千帆过尽”，何况他长期沉溺于中国浩繁的史书中，历史上的烟云不断地在他的脑海中翻滚。兴也，亡也，这一切都清晰地记录在他毕生心血所系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中。作为开创了中国近代出版业的一代出版巨人，他在商务印书馆的数十年也曾与整个民族同命运，共患难，他对现实的认识又岂是一般人所能比拟的。

1898年即戊戌变法那年，32岁的张元济曾受光绪帝召见，进言设馆储才，上《痛除本病统筹全局以救危亡折》，百日维新的失败使他万念成灰，他本人也被“革职永不叙用”，从此张元济绝意仕途，毅然告别了朝廷。自投身商务印书馆以来，无论历史的风云如何变幻，他只是一心一意地经营着他的出版文化事业（其间1905年官复原职，但仅仅三个月他就辞职了），把商务看成他终生的事业。他是第一代由传统文人士大夫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的标志型人物。

到1949年，他大概是戊戌变法硕果仅存的亲历者了，难怪毛泽东9月19日约他同游天坛时自然而然就谈到了戊戌政变的情节，并问及当年光绪召见他的仪式，乃至昔日为官的情况、为官时受禄几何等。

难怪在政协会议期间，《新建设》杂志要不断地采访他，请他口述当时的史事，到最后他都谈不出什么来了。

9月18日，张志让带信给他，请他追述戊戌政变时的往事，“先定讲述之轮廓、计划，按次讲求”。

9月23日，张志让带了三个北大学生来做记录，并借了梁启超等有关戊戌变法的书籍供他参考，他对己所讲不满，“殊觉凌乱”。

9月26日，有人送来记录的问答稿，请他审阅。第二天他即将修改稿交还。10月2日，北大三学生继续请他做戊戌政变的讲述记录。10月3日，他给他们写信，表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追忆的，“昨天所谈尤为琐碎，不足录，不如中止”，请他们转达张志让。